己不太清楚，警官便叫来另一位警员，将资料递给对方。
“立刻联系安西佳菜子女士。还有，把佐伯文带来做证人。”
我吃惊地抬起头。
“等一下！为什么连阿文都要——”
“找一个女警官一起带佐伯过来。家里有个八岁的小孩子也带过来，保护好小孩。”
“等等！梨花还在发烧，你们不能这样乱来。”
“然后把佐伯文的相关资料找出来。”
“你们听我说！我和阿文什么都没做！”
我用力大喊，却没人看我一眼。局势兀自发展，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。我的脚下忽地出现一个黑点。黑点渐渐张大，我掉进洞中，拼命伸手去够，却什么也抓不着。我不停地向下坠落。十五年前也是这样。
“帮忙带孩子的是你，还是佐伯？还是你们俩一起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你怎么能把自己带的孩子交到别人手里？还偏偏是交给佐伯——一个十五年前诱拐幼女的男人。他是个怎样的男人，你明明比谁都清楚。”
“是啊，我清楚。”
“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“我很清楚阿文不是那种人。”
警官凝视了我一会儿，牙痒痒般地皱起眉头。
我狠狠攥住自己的裙子。如果他丢给我的全是负面情绪，那我还会好过一些。愤怒、轻蔑和高姿态的怜悯，这些情绪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丢弃。但在这些情绪之中，不时还混杂着温柔——想要理解这个人，想看看自己还能为对方做些什么——这份善意裹住了我的腿，拼命拖住我的脚步，不让我走。从九岁开始，我就没能迈出一步。
“……拜托你，给我自由吧。”
我低下头，灰色的桌面上落下一滴眼泪。
“我知道。不是你的错，你是被佐伯害了。”
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我是想从你们这里得到自由。想从你们将我五花大绑的半吊子的理解和温柔中，得到自由。
警方虽然对我态度温柔，但总是让我再等一等，迟迟不肯放我回去。
相比之下，我更担心阿文的状况。警官是突然找上家门，不由分说地将他带到局里的。我向警官打听阿文的状况如何，但对方并不回答。不仅如此，还反复审问我和十五年前的案件相关的事，真是让人头大。
“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那起诱拐案，是我自愿跟阿文走的。他人很好，对我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举动。”
“我们知道他的犯罪行为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。你得到警方保护后，给你做检查的医生在病历上也是这么写的，给佐伯做的体检也能证明这一点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也很同情佐伯。”
警官一边叹气，一边翻阅厚厚的资料。同情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警官见我一脸疑惑，随即恍然大悟道：
“哦，你不知道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