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某一天，忙碌的父亲突然回家。在看到廖维鸣才在别墅里辟出来的画室时，勃然大怒：“一天天的，就不能培养点正经的爱好？画、画、画，能挣几个钱？”
投诉电话打到美术老师那里去，对方在努力解释着：“廖总您不能这么说。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了，能看出维鸣这孩子特别有天赋……”
“天赋有什么用，你也不看看有多少搞艺术的最后饿死了？他要是能挣回本来，我就继续供他读。”
而让父亲没想到的是，廖维鸣的那幅画后来真的卖出去了，两万元整。
于是斥责变成赞扬：“画得好，多画点。爸爸给你开展览，一直开到学校门口去！”
仿佛在大人眼里，什么都是生意，什么都是钱。
生活里就只有这么两件事，根本没有艺术和理想容身的空间。
但也许，这并不能完全怪廖维鸣的父亲。
毕竟他是从工地上一块砖一块砖干起来的。早些年跑工程、拉关系，陪客户喝酒，能喝到胃出血住院。这头输液针才从血管上拔下来，转脸又要去工地上监管，一干就是一整个白天。
父亲实在是受够了这样的苦日子，才会生怕儿子以后过得不富足。
廖维鸣能理解，也能共情，所以他从来不抱怨。
只是他觉得，他好像生错了地点。
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他和其他人都太不一样了。他的天赋、他敏锐的直觉、他所有对情感的渴望和诉求，都成了父母眼中最无足轻重的事物。
“不够花就从保险柜里拿。”家里的长辈总是这样说，“想要多少拿多少，密码你有。”
这就是父母用来代替陪伴孩子成长的方式了。简单、粗暴，显得有点冰冷。
既然家里没有廖维鸣想要的东西，就去外面找吧，他是这么认为的。
上学的时候，廖维鸣书包侧兜里永远装着几百元现金，银行卡里是万元余额。无论是请同学们去网吧通宵打游戏、还是去必胜客吃芝心披萨、要不就是随手借出自己最新款的iPhone，他都不会犹豫，也不会感到舍不得。
只要有人愿意陪着他就行，只要有人愿意喜欢他就行。钱对廖维鸣来说，反倒是最不重要的。
但是再热闹的聚会，总有散场的时候。
朋友们各有各的家，总不可能陪着他过夜。廖维鸣依旧要一个人回到别墅，走进画室里，打开一盏台灯。
灯光垂下来，落在画布上。廖维鸣看着，突然觉得他也不是全然孤独的。
因为有个穿着校服的少女正坐在画里，微笑地看着他，给昏暗的空间照出一抹亮色。
她叫温梦。
这个名字还是廖维鸣经历了不少曲折，才知道的。
——温梦朋友不多，更不会参加学生会这样复杂的社交场合。所以想要拿到她的名字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这么低调的一个人，又怎么会和廖维鸣认识呢。
那还是很久以前，高一的春季运动会。
虽然是春天，但北京的三月总是热得很。躁动的气温挡不住附中操场上热火朝天的加油声，主席台上的解说更是如火如荼：“迎面向我们跑来的是高一的运动健儿们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