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4月27日，我摊开《泰晤士报》，看见头条新闻是苏联攻占柏林。
柏林攻防战中苏联人胜利了，希特勒和他的情人在总理府地下室服毒自杀。
三天后，thelastbattle。一千余名党卫军和外籍志愿兵守卫着第三帝国最后的象征——国会大厦。他们大多数都死了。我理解党卫军的行为，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外籍志愿兵，他们为什么愿意为纳粹作战到底。
就像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会为纳粹工作一样。
柏林被攻占后的第二天，安得蒙递给我一则翻译过的密文。这是我收到的来自母亲的最后一条密文。
内容依然只有一句话。
请告诉艾伦，我爱他——简。卡斯特。
安得蒙说，苏联方面彻底搜查了柏林，情报局总部已经焚毁，重要资料遗失。就现有材料来看，他们并没有发现卡斯特夫妇存在过的痕迹。但是在一间被焚烧得面目全非的办公室里，有人找到了一个早期“谜”发报机的雏形，铁皮底座上刻着花体字，勉强辨认后似乎是英文的“Jane”。
这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。我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错误的，然而我不能够停止做出选择。
我问安得蒙，德国投降了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
他抱歉地看着我，说，不能，艾伦。你在组织的不信任名单上。
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抱歉，可是这有什么用？
我厌倦了在瞭望塔外空空荡荡的天空，厌倦了每天空虚得可怕的时间。我试图伤害安得蒙，对他说：“最开始我追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拒绝我，找个女人结婚。我当时太年轻，没有完全理解情报局的黑暗，现在后悔了。”
他只是抱着我，说，抱歉，艾伦。
安得蒙告诉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。
保留现在的记忆，一辈子被关在这座瞭望塔里。
或者清除这几年的记忆，回到原来的生活。忘记普林顿庄园，忘记战争，忘记“迷”和所有的事情。
“艾伦，你知道得太多了。你在当局不信任名单上，并且曾经掌握过‘迷’的心脏。”他说：“这是组织的制度。”
我固执地选择了第一种。
我对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宁愿抱着这个糟糕的记忆腐烂在这里。我已经失去得够多了，你不能把那个艾伦。卡斯特从我大脑里抹杀掉。你不能这样做。”
当你翻开这本笔记的时候，艾伦。卡斯特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。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可能被换了新的名字，灌输了一大堆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成为别人，麻木的活的。
我之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，是因为一切已经不能改变。安得蒙。加西亚替我做出了选择。
他要我忘掉所有的事情，离开这里，和他在一起。
“你这是谋杀，亲爱的。”我告诉他。
他只是说：“我爱你，艾伦。”
本来一切尚可以挽回。
1945年8月15日，安得蒙给我带来了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消息。各种版本的报纸摊放在桌面上，每份的头版第一条都是日本投降的消息，旁边黑体字标注着“战争结束”。
我想，真好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
然后我拔出了安得蒙皮带上的枪，指着他，要他放我出去。
长期的囚禁下，我的神经变得极度脆弱，很容易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。
心脏跳动得极为厉害。
钥匙在他手上，我要求他给我，然后准备车帮助我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