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打小性格内向，如果别人不主动和我说话，我能一天不言语，却又胆大妄为，在我们那一片胡同大杂院儿小伙伴当中，可是有名的“蔫土匪”，和别人打赌睡过停尸房、爬过工厂的大烟囱，脑子一热没有不敢干的，干什么事都不计后果。
我还有一个毛病——从小认死理，不论出了多大的事，能自己扛就自己扛，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不给别人添麻烦。
只要是我自己惹的事，我绝不去找别人踢脚儿，如果说让别人帮我办了，那等同于认栽。
正是由于这种性格，没少让我吃亏，更没少招灾惹祸。
其实我上小学那阵子，还是比较听话的，至少规规矩矩，学习成绩也说得过去，但是升入初中以来，随着青春期叛逆期接踵而至，让我定力全失，再加上跟二黑打架一事，迫使我和李斌等人的关系越来越近。
虽然我和小石榴并不想轻易入伙，但是近半年所有发生的事情，或多或少都有李斌他们参与在其中。
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，仅凭我和小石榴两个人，绝对成不了大气候，一定得借助李斌现有的力量，才能够站得住脚，说白了这就叫“借横”。
李斌对我和小石榴也是“求贤若渴”，我们就彼此心照不宣地一拍即合了。
李斌也确实有当大哥的范儿，咱绝不夸张，他长得有几分像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，也是大高个，修长笔挺，小圆乎脸儿，面部轮廓清晰，一笑透着一肚子坏主意。
当初在我们那一带第一个穿rb风衣的就是他，一脑袋油渍麻花的怀卷儿，派头十足，要不我们老城里有名的漂亮姐“大公鸡”，怎么会玩命追李斌呢？
我之前从李斌手里接了一顶将校呢帽子，如今成天和他混在一起，总觉得欠着他的，当然不止物质上的，还包括人情债，李斌屡次为我出头，不论他起的作用是大是小，他也都到场了。
于是我一直想着，必须送他点东西。
小石榴对此不以为然，他也不太愿意跟李斌等人掺和，但我心意已决，思忖再三，准备物色一顶甲等剪绒帽子献给李斌，权当我和小石榴加入李斌团伙的觐见礼。
剪绒帽子脱胎于“帽”，也就是解放军55式冬季棉帽，用四瓣羊皮面缝制而成，里面絮上棉花，定型之后把外层羊毛修剪得齐齐整整，摸上去手感极佳。
那时候剪绒帽子分甲乙丙丁四个档次，甲级帽子差不多三十块钱一顶，至少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，而最低档的一顶也得二十块钱。
大耍儿的标配是一件将校呢大衣、四个兜的军褂、将校呢裤子、校官靴、军挎包。
到了冬天，还得再加上一顶剪绒帽子，缺了哪一样，造型上都差点儿意思。
刚过完春节，海河上还没解冻，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，那天晚上，我们一伙人来到北马路二中心医院门前。
大门左侧有一间公厕，泛出一股风干的屎尿味，公厕门前是一盏路灯，细长的灯杆儿顶端挂着一个乌乌涂涂的电灯泡，下面站着宝杰，再往西，下一根灯杆儿下是我。
我对面是南项胡同，胡同口站了四个人——亮子、国栋、小义子和司令。
他们隔着一条北马路盯着我和宝杰。
已经晚上十点来钟了，路上原本就行人稀少，而我们要等的——头戴剪绒帽子的人一直也没出现。
宝杰在我前一根灯杆儿下边，负责寻找目标，并对帽子的品质把关，黄色的、太旧的一概不要。
尽管那时的路灯比较昏暗，但也不至于看不出帽子的成色。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仍未见到合适的目标。
我焦急地往宝杰那边看了看，只能看出他的大致轮廓，以及忽明忽暗的烟头，内心的焦躁与不安，促使我伸手摸了摸别在腰里的刮刀，顿时恶从胆边生，莫名地兴奋起来，不停地跺着脚，活动着几乎被冻木了的双腿，随时准备出手！
还真是有鬼催的，倒霉不分时候，等了一晚上没等到路过的人，突然从二中心医院里晃晃荡荡走出两位。
正好在其中一位的头上，戴着一顶成色非常之好的剪绒帽子。
宝杰赶紧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枚摔炮，我也立即躲进了路灯下的阴影。